我所遭遇的农村
好多年前有一次听崔健的演唱会，唱什么歌已经忘了，只记得崔健当时在怒吼：“谁TM祖上三代不是农民！”当时颇为震撼，很多人在那一刻都热泪盈眶。
我其实热泪盈眶得差点理由，我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祖上N代都没有务农的，我幼年时对农村的唯一概念是父母讲他们上山下乡时的遭遇。
后来我有机会成为一名志愿者，跟一群巡山员走进山林，接触到村子里的小学生；再后来我迷上了户外自虐，接触到村子里的农民；后来的后来，我干脆成了一个公益人，专门做跟农村打交道的事。
我是文革后最早一批远离土地，在柏油路上长大的城市孩子，典型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小时候农村对我来说就是郊游的地方，所有的动物都能引发惊叹，跟当今的城市孩子并无二致。
尽管后来我屡次去村小支教，去服刑人员子女所在的儿童村志愿服务，但是这些经历都很碎片化，无法编织出农村的整体样貌。直到我真正地跪下来，去接触这片土地，我才第一次觉察到农村的大美大能，同时也为农村的苦痛和磨难而不胜唏嘘。
我曾经参与组织过几次乡村义诊，一次是在固原的一个小村子，当时我们陪同几位美国牙医到村小给孩子做基础的口腔检查。孩子们虽然都脏兮兮的，但是都很可爱，看到外国人都笑成一团。开始检查时，我就在旁边做简单的翻译和安抚孩子们。小孩子们一张嘴，个个都是一嘴大黑牙，龋齿之普遍让我大开眼界了，大多数的孩子很少刷牙，没有这样的卫生习惯。
有一个瘦瘦文静的小女孩来检查，怯生生地张开嘴，整个舌头溃烂发黑，医生仔细检查后跟我说要跟这个孩子的父母谈谈，这有可能是癌。我跟医生反复确认了他所说的cancer是我所知道的意思后，试图通知孩子的家长，结果村里的老师和村民都说，这个孩子打小就是烂舌头，木事的。我坚持要叫家长，老师说就算是坏病，她们家也没钱治的。
还有一次义诊在临夏，这里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可能是受宗教影响，很多当地女性比较少出家门，没有大病根本不会去县医院看病。那年县医院配合公益组织下乡义诊，为妇女做基础身体检查和妇科病排查，所有的检查只收五元钱。
有一位妇女佝偻着身体蹒跚而来，医生检查出她腹腔有一个很大的肿瘤，她被这个肿瘤拖累得好多年都直不起腰，可是从来没有看过医生吃过药。听完医生诊断后，这个大妈还不住地哀叹，要不是疼得厉害扛不住就不会来的，来了花了五元钱知道是个病，也没钱治，心里白操心。
就是这区区的五元钱，有些农村妇女就被挡在了门外。
当天义诊快结束的时候，来了一位高个子的年轻女子，长得非常好看。她气喘吁吁地跑来，被头纱蒙住的额头上全是汗。她说她家里头木有钱，跟家里男人说了半天才拿咧钱赶紧跑来，一边说一边从兜里掏出个黑的看不见颜色的手绢，真的是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厚沓毛票，她就那样带着笑容慢慢地数钱，我躲到旁边屋子掉眼泪去了。
不是吧，我以前只在课本上看《梁生宝买稻种》是这样的，当时老师还教我们要学习梁生宝勤俭节约的精神，如今想来谁TM想那么勤俭节约，那都是穷的！
我曾经组织过多次探访团，来自城市的男女老幼与农村的男女老幼共同生活个几天，目标是增进城乡之间的了解，让城市的孩子懂得坚强和感恩，让农村的孩子懂得努力和奋斗。现在仍然有很多的组织在做这样的事，芒果台还在做着《变形计》。
然而，这是我觉得自己做过的最不道德的事。
有一回我带着一个香港的中学生领袖营到商州区的一个村子里与当地的孩子共度几天。香港孩子们准备了很多的游戏环节、道具，为这次的相聚做了充足的准备。
当车行驶在蜿蜒曲折的秦岭山里时，一个男生戳了戳昏昏欲睡的我，问我外面的山凹里为什么都洒满盐？我嗤之以鼻地说：“同学，那是雪！”那男生跟我确认：“你说的是天上下的雪，SNOW吗？”得到我的确认时，全车的孩子们都跟疯了似的欢呼扑过去照相。那一刻，我就知道他们把很多事想简单了。
香港孩子与商州孩子愉快地度过了好几天，没出什么幺蛾子，我也松了一口气，临别时好多山里孩子来送别，两边的孩子都泪眼婆娑，许下各种无法兑现的承诺。
最后有一个漂亮的小女生紧紧地抱着一个香港小姐妹，痛哭流涕，大声哀嚎:“你们带我走吧！带我走吧！”死不撒手，后来在老师的劝责下才强行分开了两人。车开后，那个小女孩还在后面追车，如同生离死别。香港小姑娘在车上问我，老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她带走?
对于城市里的孩子来说，到农村呆几天，也许会是人生中难忘的回忆。但是对于农村的孩子呢？那些由城市人带来的五光十色的玩具，声光电的设备，各种美味的食物都将成为一个梦，甚至可能是遥不可及的梦幻泡影。
有人说，这样可以激励农村孩子努力奋斗，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离开山村。这个想法简直主流普遍到令人无力辩驳，这个想法的背后就是一个价值观：城市化，加紧城市化，城市才是最好哒！所以CCAV也曾经光堂堂地喊出过一个口号，叫：“知识改变命运！”这个口号我信了好多年，如今却半信半疑了。
上文提到的那个想逃离农村的小女孩阿英，如今大概也到了该上大学的年纪了。我想她见识了”外面的世界有多好”，应当足以发奋图强了，可是她能不能有机会考大学，完全是个未知数。
她在村小上到三年级以后，就要去更远的中心小学上高年级，因为撤点并校之后，村小只保留到三年级以下。去中心小学上学，几十里山路单程两个小时的路程，阿英的父母肯定没法天天接送她，只有让她住校。
十岁的阿英在学校里生活，一个星期才能见到父母一次，学校里的食堂，日复一日的汤面片，长身体吃不饱就要从家里带馍。周四周五吃到的经常是发霉或邦邦硬的馒头。
学校为了便于管理，放学后会锁大门，不经许可寄宿学生是不能外出的，在校期间24小时，阿英就这样跟其他的寄宿生一起度过枯燥无聊难熬又无可奈何的小学和初中生活。
到初三毕业，她们已经在这样的“儿童集中营”里呆了整整五年，手脚都长满冻疮，跟父母家人都疏远了。初中毕业时，阿英已经15岁了，村里大多数这个年龄的孩子毕业后就去南方打工了，就算不能给家里寄钱，至少少了一口人吃饭，也减少了家里的负担。阿英能上高中吗？
高中阶段已经超出了九年义务教育的范畴，一年2千多元的学费，再加上住宿费生活费，三四千的开支，对阿英的家里来说是笔巨额开支。
阿英是家里长女，还有个妹妹，因为家里只有爸爸一位男性，所以只分了不到三亩地。地里每年套种小麦和玉米，除了给自己家吃，每年打的粮食扣掉种子钱、肥料费，顶多能卖三千块。爸爸有时跟同村出去打零工出苦力，有活的时候一天能挣100块，但是活并不多。有一次修路爸爸去帮忙抬石头，脚被钢钎扎伤了，也不敢去医院，在家里躺了一个多月。妹妹也在上初中了，父母拼了命也只能供一个孩子上高中。阿英最终到县里上学了，可是妹妹却不得不在初三毕业后辍学。
高中，与其说是在学知识，不如说是三年备考，是为那一朝跳出农门做的积淀。阿英在高中从不参加任何活动，一心努力学习，备战高考。一个月三四百元的生活费，时常不到父母打钱来就花完了，为了不给父母添负担，阿英冬天饿极了就把雪搓成团子吃。高考体检的时候，阿英检查出贫血和胃病，因营养缺乏而造成的慢性病，在阿英的同学里很普遍。
终于迎来高考，十几年的辛苦求学终在这日见真章。阿英发挥了一贯的水平，考了498分。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让很多成绩不太好的学生大二就开始参加才艺集训，试图考取艺术类的专业。阿英没有钱参加才艺集训，只能靠自己，虽然只能上二本，但是总比上二本院校的艺术类专业好一点。
当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阿英喜忧参半，喜的是终于有机会去到城市，将来过上香港小姐妹那样的生活，忧的是学费从何而来?暑假期间，阿英和父母都在到处打听，四处借钱，如果实在筹措不到就只能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
阿英的同学在邻乡，他们乡是有贷款名额的，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申请到；还有位同学是孤儿，跟70多岁的奶奶相依为命，因为助学贷款要求是60岁以下的监护人共同签署，所以他们就没法申请。阿英很幸运，申请到了一年6000的助学贷款，虽然毕业后要还，还有利息，但至少先过了眼前这一关。
在西北的农村，时至今日，出一个大学生仍然是百里挑一的几率。90%的学生止步于初中，高中升大学的升学率也不过百分之十几。这些在当地戴着大红花的学生，费劲艰辛筹到学费，进到了传说中美好的城市。城市真的那么美好吗？
阿英从来没有来过西安，出了火车站一片嘈杂，幸好有学校的接站摊位，跟其他校友一起坐了近两个小时的车才到了学校。学校很大，离市区很远，学生很多，阿英将在这里度过四年，没有家人朋友，只有自己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学校，开始自己人生的试炼。
我所在的公益组织做过一次调研，了解农村大学生在进入城市后的社会融入情况，调研结果显示，农村籍学生自身的独立性相对较好，但是在学习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对城市资源的使用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低于城镇户籍学生。并且，很引人深思的是，高比例的农村学生认为户籍是个隐私问题，当有人问及户籍时，会有被侮辱感。
阿英的父母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学，为供一个大学生，这个家庭背上近十万元的债，即使没有人生病，没有意外事件发生，也要辛苦劳作十几年才还得上。
有一年我的同事去家访一位考上三本的学生，学生家里家徒四壁，家里唯一的电器是手电筒。同事劝孩子的父母说，考上三本将来也不好就业，一年就两万的开支，四年下来十万元的债，你们怎么还！不如别让孩子上了，去上个技校啥的早点就业吧。孩子父母的回答无比朴实，他们说他们不图将来孩子上完大学挣大钱给家里还债，他们只图孩子能从这大山里出去，别再当农民了。
我有一年去走访西安北郊农村的一家人，母子两人相依为命，年收入五千元，母亲患癌症蜷缩在床脚，瘦成一把骨头。我问母亲有没有去看病，母亲说她们母子俩就是这5千块，要了自己的命也得让孩子去上学，反正自己是好不了了，孩子的路还长。
这个学生大二时曾与我遇见，我问他母亲的状况，他低头哽咽了一下说，母亲在他上学后半年就去世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根本无法想象，在这样灯火通明满目繁华的城市背后，还有着广袤无光的农村山林，在那片山林村舍里有那么多的绝望正在发生。
“留守儿童”这个概念在被公益组织炒热之后，很多指责指向了那些把孩子留在乡下外出打工的农村父母。岂不知，在农村能外出打工的家庭，经济状况还好一点，有很多家庭仅靠务农维生，在没有大的开支的情况才能勉强温饱。跟着父母外出打工的孩子又怎么样呢，生活在城市的夹缝，变成新的概念叫“流动儿童”。
阿英通过自己的努力，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份工作留在城市，虽然工作不怎么好，但是大学生的就业率每年都在下降，能签到工作已经很幸运了。
阿英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早晚两个小时的交通，回到城中村已经累得没时间思考了。城中村的房子条件不好，一间十平米的房间只有一张木板床，共用厕所，洗澡要去公共浴池，离单位也比较远，但胜在便宜，一个月只要300元，对月收入1千多的阿英来说已经是比较好的选择了。
跟父母来城里务工的农村孩子和自己努力考学在城市就业的农村孩子，在城中村里会合了。他们一起住在城市的好几环之外，成为城市脏乱差的一份子，听说最近又会有个新名字送给他们，叫“城市新贫民”。
这就是我所遭遇的农村，其实故事还远远不止这些，还有很多“个案”太让人绝望，我也不想写出来让大家心塞；也不想说更多的心塞故事让大家顿生无力之感。
我听说在遥远的西方，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城市穴居或在农村园居，城市里未必都是有钱有权有地位的，农村未必都是穷人弱势鳏寡孤独，在那样的地方城乡不是对立的，不是有差距的，只是不同的生活方式。
我不知道穷我此生，能否在中国见到这样的愿景：城乡之间只有差异，没有差距；只有生活方式的不同，没有歧视和贵贱之别。我会擦亮眼睛，见证盲目城市化思潮的崩塌瓦解，见证终于有一天被发现的乡土之美。